矿工儿子，知名学者

我国著名学者、诗人、博导陈良运先生积劳成疾，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今年10月23日从福建师范大学传来他逝世的噩耗，这是我不愿听到而又在意料之中的事。在他患病的两年多中，我们两家之间虽然电话来往不断，但我一直为他患绝症而担心、焦虑、不安，经常想到他，有两个晚上竟梦见他病好了，看见他笑容满面，行走自如。

然而，当我得到他逝世的消息时，不得不仰天长叹：真是天不惜才！深为他的逝世感到悲痛和惋惜。他如果再活10年，活到80岁，他将继续孜孜以求，不畏艰险，从不同方向登上中国诗·文·艺学理论崭新的座座山峰，那些山峰定会色彩斑斓，峰回路转，叫人留连忘返。

陈良运先生于1939年6月出生在萍乡略下村一个煤矿工人家中，父亲陈海泉是当地小窑煤井的工人兼矿师。解放后，被萍矿青山煤矿接收为技术工人。

我与良运既是同村人，又是中小学的同学，还是儿童时的邻居、耍伴。所以我们两小无猜，后来走得很亲。他母亲曾常笑着说我们两人像兄弟。

时光的剪刀可以剪断人的生命年轮，但无法剪断人的数十年前的记忆，更无法断却朋友之间的深情厚谊。我记得良运自小勤奋好学，用心读书，课余还一头栽进书堆，因成绩优异常得到老师的表扬。读初中时特别喜欢文学课，他的作文被老师常当做范文拿到班上宣读。读初二时他利用课余时间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并寄给了出版社。我认为他读书从文的志向是读初中开始确立的，他的勤学苦练精神是自小养成的。

有人说是良运的名字起得好，自1957年进入高中到大学中文系毕业，他都走红运。这七八年中，他写出了有韵味有品位的诗，以诗人闻名，成为莘莘学子们崇拜的偶像。由于安源历史的熏陶，加上古典诗词和新诗的营养，读高中时他就写出了敲开《人民文学》大门的一组新诗。

1959年秋，组诗《历史的瞳仁》被《人民文学》刊发，当时，良运就读的萍乡中学的所在地——古老的鳌头山节日般热闹了好一阵子：该期的《人民文学》被师生们竞相传阅，品评他的诗的人愈来愈多，朗朗的书声中增添了许多笑声和赞美声。1960年他的新诗《安源工人的怀念》被《人民文学》的编辑当作上乘之作，发表于当年第5期《人民文学》的开卷篇，作为对“五一”劳动节的献礼篇目。良运写新诗的起步高，是和他对新诗的理解和严格要求分不开的。

他说新诗不能随便写，立意要高，诗中要有警句。“捧水望月想当年/出门看山思故人/竹箫一曲吹不完呀/十指按不下满怀情（见《安源工人的怀念》）”。“手摇纺车过半夜/寸寸节节革命情”（见湖南文学发表的他的另一首诗），像这样的警句，读后经久难忘。《人民文学》多次发表他的诗作，给了他莫大的鼓舞和鞭策。读大学时他读诗写诗，常忘记饥饿和疲劳，《江西日报》、《星火》、《湖南文学》等报刊经常可以读到他的佳作。

良运诗名大振，仿效他读诗写诗的同学和朋友逐渐增多。他就读的大学不说，萍乡的钟家福、刘祖发、刘本福、黄文桢等业余作者或受他的影响，或得到过他的帮助。萍乡的年轻诗人唐恒，也得到过他的鼓励和帮助。有一次我将我的习作《羊群·白雪》一诗寄给他，请他提意见，一星期后便收到他的回信，令我惊喜的是在习作诗题上打了个红圈。他在信中告诉我，用这种象征写法可以写出好诗，并告诉我他将该诗推荐给了某杂志编辑。和良运交朋友，可谓受益非浅。

一场突如其来的文革飓风席卷而至，文化艺术的花朵如败絮般凋零。良运个人也遭逢厄运，他从学校被下放到出生地。他失去了工作，停止了写作，但是他于心不甘。有一天晚上，他和我在萍乡镇机关院内同睡一床，不知怎么起兴的，我们两人竟一人一句一首一首地大声背诵起古典诗词来，背诵不下10首。

当背诵到岳飞的《满江红》词中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一句时，良运像被蝎子蜇了一下似的，从床上跳了起来，满脸胀得通红。当时我懵了，背诵也停止了。好久我才回过神来：莫等闲一句若改成“闲得好，白了少年头，勿悲切”，并得到世人公认，或许不会戳痛他的心。红了好些年的诗人，云里雾里交上卯运，由忙人变成失去工作的闲人，难道不是人生的一大悲剧么？

当时我和他的年纪早已过了30，有道是“时不我待”，“三十而立”。在惟恐知识私有，大加讨伐，把知识当作洪水猛兽，宁愿你闲着也不让你思、不让你想，更不让你做的荒唐岁月，纵使是有天大本领的知识精英，到80岁恐怕也难以立起来！“莫等闲”的紧迫感，时时折磨着他。他“壮志难酬”的无奈，何人知晓？

文革结束后，良运又逐渐地恢复了诗人的活力。在担任萍乡市文联副主席期间，除做好本职工作，便把精力转向于诗论、文论的研究和著述上。1984年3月，写出了《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一个轮廓》的论文，1985年1月发表于国家权威刊物《文学遗产》的首篇。《轮廓》一文在梳理我国浩如烟海的诗论诗说的基础上，从众多的范畴里归纳出中国诗学的五大范畴——核心观念，即发端于“志”，演进于“情”与“形”，完成于“境”，提高于“神”。找到这五个范畴是中国诗学理论的一个突破，五个范畴被称为诗学理论的五根重要支柱。重大的发现和创新，使他看到了向诗学领域发展的前景。他辞去官职，去母校江西师大重操旧业。

1986年冬的一天傍晚，我买了城内最大的鼎堂爆竹来到萍矿十字路口旁，为良运全家送行。良运的家当装了两汽车，一车家具，一车书籍。当汽车刚发动时，我点燃了一个又一个的炮竹，那响声真有地动屋摇之感，引来一群不相识的佳宾。一老者笑我打这么吓人的爆竹，我只得细声向他解释：“给我的朋友送行，要热闹点，他马上有好运走了！”

良运在大学执教的22年中，满腔热忱做好带研究生、博士生的业务工作和部分行政工作，被评为全国教育战线劳动模范、全国模范教师。此外，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包括双休日，对文艺学、诗学、美学、《易》学等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写入著作中。他没有辜负朋友和同仁对他的期望。自1986年出版《新诗艺术论集》第一部书算起，到在病中著述的《中国艺术美学》一书止，共著述出版了24部书，都是鸿篇巨著；此外，还主编主撰大型《中国历代文学论著丛书》，已出版4部约400万字；主编大学文科教材《古代文论名著选读》和《少年背诵精品30000言》；与他人共同主编《中国美学范畴丛书》30本。对于良运来说，真有“探不完的路，写不完的书”。

良运的著作每部都有学术价值。比较起来，有7部书的价值更高，有的成书前就列入了国家规划的重点项目，有的得到多种奖励，有的还被国外图书馆收藏。这7部书是：《中国诗学体系论》、《中国诗学批评史》、《周易与中国文学》、《〈焦氏易林〉诗学阐释》、《中国艺术美学》、《诗·文·艺新论》、《中国艺术美学》。著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傅璇琮先生评价《周易与中国文学》一书是“继刘勰之后，第二部全面探讨《周易》文学思想的书”。学者、教授孙绍振先生说：“良运对于长期被忽视了的《焦氏易林》的阐释，对于《文心雕龙》受《淮南子》的影响，有独到的发现。”，学界评论蔚为可观。

《中国诗学批评史》和《中国诗学体系论》是良运最喜欢的两部书。这是他经二十多年的积累，十多年的探索，厚积薄发的压卷之作。中国是诗的泱泱大国，古代学人诗学著作浩如烟海。良运在诗学大海中找到诗学的五根重要支柱后，又反复下海，在海中潜游、沉浮，寻觅分散在海中如断线珍珠般的块块金砖，片片玉瓦，乃至各种华贵饰物。功夫不负有心人，找到材料后，他日以继夜，施以巧技，不停工作，以五根支柱的顶力为核心，用金砖、玉瓦和饰物作基本材料，盖起了两幢富丽堂皇的大厦。两幢大厦，一横一纵，甚是壮观！进入这两幢大厦参观的学者与学子们，发出了会心的微笑。这两幢大厦，一幢就叫《中国诗学批评史》，一幢就叫《中国诗学体系论》。

《中国诗学体系论》和《中国诗学批评史》学术水平高，“体系论”一书从宏观着手，以五个核心观念为中心，追索它们的发展演变和互相联系，从而切实地构建起传统诗学的基本框架。无论是论证诗学本题或是旁及其他领域，都能探源溯流，阐精发微，言之凿凿，新见间出，令人折服。“批评史”一书主要论述中国诗学发展的四个时期，论证诗学发展的四种历史的美学形态，即先秦、两汉时期的功利批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体、风格批评；隋唐、两宋、金、元时期的美学批评；明、清和近代的流派批评。专家和学者们对这两部书评价很高，著名当代文学理论家钱中文在《光明日报》、《文艺研究》专门发表论文给予评价。

在良运生命的整个流年中，自初中阶段起似乎每天都与碌碌无为无缘。文革后他惜时如金，使命感和责任感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繁重的成年累月的工作最终损坏了他的健康。对此，我和良运的朋友们都感到十分惋惜！

萍乡市政协副主席李远实先生得到陈良运先生逝世的消息后，沉浸在痛惜和对他的怀念之中，并为良运撰写挽联一副，还给良运夫人赖施娟女士写了慰问信。

良运兄，你的贡献自有人评说。你走了，你设想过或许已构思过的《中国诗学工程论》、《中国诗学流派论》两座诗学大厦，就让你的同仁们去完成吧！

安息吧，良运同学，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