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的沃土，史学的摇篮，求知的滥觞——回忆我的大学老师

时光如山中溪水缓缓流逝，当一个人经历越多，越真正懂得“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真正含义。的确，时间最能消磨一切，一生中的许多事情都消失在记忆的长河里，可在大学里所发生的一些事，接触到的一些人。尤其是当年教授我们的一些老师。

纵然，他们有的也已经逝去，学生不在与他们谋面，但他们那期盼的目光、风趣的语言、洒脱的风度、渊博的知识、为人的谦逊和儒雅。至今仍然时时萦绕在我们的脑海中，耳旁回响着他们声音，难以忘记。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当时都已经是中国名流的历史学大家、泰斗巨擘了，如雷贯耳。这些令我终生仰视的大家，一生中有幸听到了他们的亲口教授，实乃不易，并终生难忘，感恩不尽！无以还报！写这点儿文字，寄以对他们的怀念和敬意、敬仰。

张德光先生，男。这些老师中，我记忆最深的是张德光先生。据我的同班师姐云南大学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曾凤英所写的纪念张德光先生一文中说：“先生1913年出生于湖南攸县的一个书香世家，四岁启蒙，由其父亲自授课。1935年考入北大历史系，他对先秦诸子百家及孔子所创建的儒家学派的研究，受冯友兰、钱穆先生的影响较深。

1939年毕业后，先生决意回到烽火连天的故乡，投身于民族教育。抗战期间先生曾任湖南攸县临时中学校长，在抗战艰苦年代为故乡培养了大批人才。1986年1月先生去世，攸县人民政府决定将先生骨灰安葬于攸县一中（其前身为攸县临中）校园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先生一直在云大工作，曾任云南大学党委常委、副教务长、历史系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委常委。张德光先生拥护党的领导，为人民教育事业无私奉献，他在云大任教30余年间，大部分精力投入校、系建设。他任历史系主任31年，呕心沥血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史学人才，他的学生不少已成为当今有名的专家、学者或教授，使云大历史系成为国内史学界有一定地位和自己特色的系。

先生治学严谨，谦和慎行，德高望重，光明磊落。用张先生的得力弟子现云南民族大学我国著名民族史专家谢本书先生的话来说“我与张主任的接触多了起来，逐渐地认识了这位好领导、好老师，一个让我心悦诚服的恩师。他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同事热情关心，对青年放手放心，对自己严格要求。他平时话并不多，轻言细语，但简要扼要，都能说到点子上。

正是因为他的言传身教，并与系党总支保持良好的关系，使云大历史系保持着蒸蒸日上的状态。老师们的团结，师生的友谊，也比较良好。他稳坐系主任的位置30余年，无人不服，也无人挑战。他几乎成了云大历史系永远的系主任”。

他老人家一生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他授课数门，主要讲授“中国思想史”“先秦思想史”，并亲自编写这两门课的教材。他国学基础扎实，精于古文字，藏有并阅读了大量古典书籍。

他对中国思想史有系统广泛的研究，对儒家、道家、魏晋玄学和明清之际的乾嘉学派思想都作过深入研究。在他发表的数十篇论文中，其中有两篇作品在我国学术界影响较大，再版刘文典大师的巨著《庄子补正》时，先生以精美的文言体为该书再版作《庄子补正跋》，对《庄子补正》给予了深刻的评价。

史学启蒙教育从云大开始我入大学前，实际文化水平，只相当于初中毕业生。进入大学后一切感到新鲜，对如何学好历史也感到茫然。1974年，张先生已60多岁了，操着一口的湖南话。当时虽然身体不太好，声音不大，讲台上摆着随时应急的药瓶。佝偻着腰，但仍坚持给我们上课，语言生动，条理清晰。

他对先秦的孔孟老庄等思想家的思想分析深入透彻，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张先生教我们读古文的方法，还建议我们多背诵一些好的文章，甚至是成语。我们下去后照着老师的方法去做，果然有了很大进步。老先生发现后高兴地说：只要肯努力、肯下功夫，总是会有成效的。

张先生作为一位系领导，时刻关心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件事让我们印象深刻。记得1975年，云南楚雄的万家坝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群。一个难得的机会，结合我们考古知识的学习和了解。云南大学历史系的师生结合社会活动会同省文物队的专家一同前往考察。全班同学由张先生带队。

生活上张先生关怀备至、无微不至。那时我们都是二十出头的青年，统一集体吃饭，尤其是男同学，饭量大吃得多，半月后就吃超过了计划。当时是计划供应，每个人的定量是有限的，还不能都吃大米，还要搭配玉米面一类的粗粮吃。由于我们五十人的定量吃超了计划，没有办法，为了使我们吃饱，张先生积极和当地部门积极协调，增加了一部分大米和粗粮。

系里也投入了一定的补助。使我们度过了难关。经过那次活动，在省考古队的耐心指导下，我们不但学习到了丰富的现场考古知识，知道了“探方”、“生熟土”的辫别以及通过墓葬壁的痕迹分析当时社会生产力的状况，等等考古知识。同时，还和张先生以及其他老师结下了深深的情，浓浓的意。至今，仍难以忘记这位历史系的“掌门人”。

民族历史学大家方国瑜先生，男。当代著名社会科学家、教育家，九三学社成员。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五一街人。1929年秋后相继在京师大学、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师从钱玄同、章太炎、刘半农、余嘉锡、马叔平、陈垣、梁启超、赵元任、李方桂等攻读音韵、训诂、目录、校勘、名物、金石、史地、语言等诸门课程。

毕业和结业后曾在京师大学研究院、私立民国大学、洛阳师范学院和云南大学历史系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历任编辑、教授、系主任、文法学院院长和云南通志馆的编审、审定、续修委员及云南省民委委员、全国人大民委委员、省博物馆筹委会副主任、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副组长、九三学社云南省工委副主任等职。

当我们回顾过去的20世纪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方国瑜无疑是20世纪云南最了不起的民族史学大师。他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实事求是的态度，刻苦认真的精神，在中国民族历史、中国西南边疆史地、云南史料目录、东巴文化等方面都做出了震古烁今的杰出成就。

方国瑜是云南学术界向西方歪曲历史的所谓学者发起挑战的先锋。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法帝国主义在侵占缅甸、印度支那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后，妄图进一步侵入我国云南边疆。西方一些“东方学家”对中国西南历史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他们打着科学研究的幌子，想方设法收集我国西南边疆史地资料，歪曲历史，伪造史实，为侵略政策张目，干着分裂中国的勾当。

把南诏说成是泰族建立的国家，就是西方学者分裂中国西南最卑劣的一个例子。他们精心虚构了一个泰族早期历史的线索，为西方殖民主义侵略云南“制造历史依据”，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方国瑜力排众议，第一个向西方学术界发起了挑战。1936年他在《益世报》发表《人与白子》一文，以令人信服的缜密考究，用历史事实有力地戳穿了西方汉学家们编造的谎言。方国瑜的这个论点自1950年以后被学术界广为接受。

连西方和有关国家也改变看法，不同程度地接受这一观点。l981年，一位年轻的美国学者在剑桥大学出版的《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一书中也认为：已经没有任何一点理由坚持南诏是泰族王国的理论。相反，有更多的资料说明应该抛弃南诏国等于泰族王国这一早已过时的错误方程。

方国瑜是在英法帝国主义觊觎云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关头，毅然改变研究方向转而考究云南史地的。他始终以学术为武器，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侵略而战斗。早在20世纪30年代，方国瑜就率先向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有关歪曲云南、贵州历史的谬论发起冲击，用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痛斥其谰言，证明早在公元前109年云南就属于中国汉王朝的一部分。70年代初，某些国家重弹伯希和老调，方国瑜冒着风险上书中央，揭露其狼子野心，为我国的外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为反对霸权主义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方国瑜孜孜不倦地在云南史地学的田野里筚路蓝缕，开拓前进，是云南地方史、西南民族史、西南边疆历史地理诸方面不知疲倦、勇往直前的拓荒者和勤恳踏实的奠基人。他撰写了《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彝族史稿》《汉晋民族史》、《滇史论丛》、《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方国瑜文集》等大量传世之作。著名史学家徐中舒教授称他是“南中泰斗，滇史巨肇”。

1975年，方老先生已72岁高龄了，还担任了我们的专题课教学任务。对方老先生印象最深的是历史系数百平方的资料阅览室，满书柜的大部书籍都是方老的著作，真令人望尘莫及，著作等身。“南中泰斗，滇史巨肇”名不虚传。每逢专题课开讲，上百名的师生（其中有些老师都是他的学生）座无虚席，聆听老先生娓娓道来的史实，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烂熟于心的广博知识，真似一顿丰盛的知识大餐，咀嚼的那么有味和香甜，让人不愿离去。

听大家的讲课不但是学习历史知识，更是灵魂深处的洗脑和美的享受。当时给我们的感受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没有一字的讲稿，史实交待的那么的清晰，分析的那么的有条有理，他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云南民族历史通！是云南人的骄傲和国宝。

尤中教授，男，云南宣威人，中国民族史硕士，中国民族史博士研究生导师。1954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是方国瑜先生的第二代学子。他秉承其深厚的学术传统，一生致力于地方史、民族史的研究，研究范围及于地方史、地方沿革史、云南民族史、西南民族史乃至中华民族发展史等领域，其中尤以民族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成就斐然，成为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之巨擘。

先后担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讲有《少数民族文学》等课程。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审批准为中国民族史博士研究生导师。1983年至2000年间，共培养了二十多名硕士、十四名博士。还指导了美、日等国研究生多人。

秉笔直书，是史学传统，也是尤中的做人原则。他在中华民族史的园地里辛勤耕耘，辛勤教学。“认认真真教了一辈子书、吃了半个世纪粉笔灰、写出了8部教材的教书匠。”这就是尤中对自己的总结。尤教授当时教我们的时候，还不满50岁，但那时他已经是云南引领民族史的专家级人物了，梳着一个大背头，一口的云南宣威话，课讲的挺快，滔滔不绝，喜欢看着教室的天花板娓娓道来。

语言是那么的流利、史实是那么的娴熟。云南各民族的祥实史料和来龙去脉，怎么全一股脑地装在了他的脑海里。真叫人不可思议！由于语速快，有时候把我们听的云山雾绕，一头雾水，但下来看他亲自给我们编写的讲义，居然全是书上的原意。是尤先生的背功好呢还是他的记忆惊人，这使我突然想起当代著名作家姚雪垠撰写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一段情景。

李自成，明末农民起义的领袖，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内城。崇祯皇帝在命令后宫嫔妃自杀后，带着太监王承恩逃向煤山，之后两人先后上吊身亡。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建立的大统一王朝，由此覆灭。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推翻暴政，建立新王朝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此时李自成手中握有重兵，并且占据了大明王朝的权力中心，以及广大的北方地区，看起来，改朝换代似乎已经板上钉钉。但就是在这样一种大好的形势下，李自成却仅仅占领北京42天后，就灰溜溜地带着部队撤离。最终暴死荒野，死时年仅39岁，实在可悲可叹。

姚雪垠在写李自成的战争场面时，首先曾经是用口在李自成的战争现场口述事件的复杂情节过程，然后再写成文字。而我们的尤先生就如同姚雪垠一样，把自己早已烂熟于胸的过程通过他的口再复述出来。真叫人叫绝！

王玉笙老师，男，标准的天津人，上课时甜美纯正的普通话，口齿清析，悦耳动听，很吸引人。他是隋唐史的研究生，当时是隋唐史的主讲人。王老师的课最大的看点表现在精彩上。记得当时有一个活动叫“评教评学”活动。他经常到学生中间去反馈他上课的效果。不断地改进，在这个活动中得分最高的就是他。深受学生的青睐。

王老师的课把历史讲成了学生喜闻乐见的故事。那种波澜起伏的故事穿插在历史的复杂过程中，让我们听得入神、着魔！佩服得五体投地！王老师教导我们学习历史的一句话至今在脑海在记着：古汉语是学习历史的一把钥匙。只有掌握了这把钥匙，就能打开历史殿堂的大门，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海洋里驰骋。王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极好，课下学生经常到他住在云大的家里去拜访。由于成天忙于教学业务，宿舍里到处堆满了历史书籍。

生活顾及不到，零乱，有点邋遢。为这，经常和医学院当老师的爱人伴嘴，成了王老师的一点雅趣。记得还有一位教我们世界史的男老师，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只知道他是研究印度“种姓制度”的专家学者，课讲的非常精彩、幽默。胖胖的身材。冬天里，每天穿着一个毛泥长袍，头上戴着一个鸭舌帽。

他喜欢吃油条，每天在路边的摊位上喝着豆浆吃着油条。完毕，满嘴的油迹用右手一抹，顺手又抹在了自己的腰部口袋处，时间长了，口袋处发出铮亮的油光，成了他的一个符号。对这些老师的生活细节，时间长了，当学生的我们也不去过多的计较了。在我们的内心里，他们的渊博知识永远是高大的！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满满地、美美地在我们的心里珍藏！值得怀念。

吴继德、左文华、董孟雄、马忠明和一位想不起来名字的写作课老师。这几位男老师，当时教授我们的世界史部分是吴继德、左文华。吴老师上课有个特点，当我们还没有进教室，他早就在教室里的黑板上认真地描画准备讲课用的世界区域地图了。勾勒得仔细认真、形象。由于是个四川重庆人，说话风趣幽默，甚至是滑稽可笑，课堂上站累了，干脆一屁股坐在了面前的课桌上。翘着二郎腿面对着大家讲课。

课堂上表现的比较随意。是不是原来他曾经是重庆日报的记者经历有关。不得而知。不过他的课没说的，精彩纷呈，图文并茂，尤其是板图没人能比。当他讲到“二战”德国法西斯希特勒内容时，一幅严肃的神情，深邃的眼睛凹的很深，那个一片瓦的发型，俨然一副希特勒神态。情景交融，蛮有意思的。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左文华老师的课则采取是情景教学的方法。世界古代史学习相对来说比较枯燥，尤其是时空概念难以建立。

左老师想尽了办法。譬如世界史的开篇埃及金字塔的历史。他这样叙述道：“现在我带领你们一起去的埃及金字塔，去那里观光旅游，进入金字塔内，了解埃及的远古文明（实际上他在学习世界历史时这些文明的发祥地早已去过）”经过这样的描述比干巴巴地讲述半天要好的多。等等。董孟雄老师和那个想不起来名字的老师他们两个担任我们的写作课教学。董老师主讲的是逻辑学的内容。上大学之前根本不知道逻辑学是讲什么的？一无所知。

但在董老师的循循善诱的引导下，我们对这门课程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董老师在黑板上那些流利的板书，写的吱吱作响，俊美的文字格外引人注目。逻辑学的深懊知识，被他叙述的深入浅出。演绎、推理、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等等知识，被他讲的活灵活现。真是太有意思了！课堂上的笔记整整记了一大本。想不起来名字的那位老师在写作课上主要是给我们批阅作文。记得给我们的布置第一篇作文是写我们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拿到题目后，挖空心思地想，文思穷尽，费了好大力气写了一篇。主要内容是叙述我刚参加铁路工作的那件事儿，一千多字的作文，老师整整给我写了近四百字的批语，用红色墨水的钢笔工工整整写满了大半页纸，细致到每一个词的用法。记得当时我刚参加铁路工作。我把它称做“刚入路”。老师在批语中写到：“这是你们铁路的行话，我们听不懂！”。就是这个第一次的作文，全班50人写的作文汇在一起，把他改的昏天暗地，头痛脑涨。

以至于他在课堂上讲：“改你们的作文真像是得了一场大病！”我清醒的记得，那天这位老师在课堂无精打采，显得相当的疲惫，一脸的落腮胡虽然刮得干干净净，但一脸的发青，脸上没有了光泽，和他平时上课不一样。从他说话的口气里，我们心里想，昨天晚上老师开夜车给我们批阅作文，太疲倦了。

他太辛苦了！他对我们真真做到了认真负责，呕心沥血了。有这样一位写作老师指导真是我们的福气。马忠明老师是我们的古汉语老师。戴着一副高倍近视眼镜，上课时，手里拿着的讲义都快贴着到马老师的脸上了。看来眼睛近视的不轻。每次上课马老师把古文讲的有声有色，逐字逐句地分析讲解。

并认真地指导我们做批注，受益匪浅。特别是他的那手粉笔字堪比黑板上的毛笔书法。横、折、勾、提、撇、捺汉字笔划，均如宣纸上的精美书法!由于字写的漂亮，马老师曾得过省级书法的大奖。马老师家住昆明明朝永历帝遇难的华山西路“逼死坡”。班里的几个同学经常相邀到他家里去拜访。待人随和的马老师，课堂上的一脸的严肃这时荡然无存。屋内家具摆设古朴大方，满屋的古籍文献就是他一生的财富。

还有一位公共课政治教师申有龙老师，他不属于历史系的老师。是政治系给我们上公共课的教师。当时政治系和历史系在一间大教室里一起上哲学课。但申老师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我的印象是：他一位感于说真话，针砭时弊的良师。记得当时哲学课的内容是学马列的原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我们学习的原著。这本只有几十页的恩格斯的原著。这本名篇，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过程，当时申老师就讲了二十年。

课堂上申老师的剖析有理有据。深入浅出。原理套着原著讲，板书仔细认真。丝丝入扣，形像深刻，饶有兴趣，语言生动，通俗易懂。——黑格尔是辩证法的创始人，但他是一个半截子唯物主义，上半截是唯物主义，下半截的唯心主义。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创立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理论。不像费尔巴哈泼洗澡水，连同婴儿一道给泼了出去。多么生动的语言。记忆深刻，至今不忘！

由于篇幅，还有几位教过我们的老师，如明清史的李英华老师，中国近代史的罗秉英老师，中国古代史的蔡葵老师，世界史兼辅导员的黎家斌老师，党史的尹于槐老师，他们也都为我们的学习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还有当时没有给我们上过课的青年才俊史学家谢本书，史学家李埏、江应。都是我们十分尊敬的专家教授。在此不一一叙述了。

最后想说的话，写完这篇回忆大学老师的短文，又回过头去想了想，总觉得在哪些方面有些不妥。由此文产生了隐隐的心理压力和惶恐。心里总是想，写一下小学老师、中学老师的回忆文章本人觉得尚且可以。毕竟自己也与他们一样，做了几十年的教书匠，有同样的经历、同样的工作环境、同样的结局，无可厚非，但要去写大学的良师益友，如同一个学生坐在教室里上课去妄加评论讲台上自己的老师一样，总显的不妥，乱了“辈份”，不合常理。

更何况像方国瑜、李埏等这些名流大家，在云南乃至全国均是知识的大鳄、滇史的巨擘，岂是我等妄加评论的对象；再从知识的层面上看，他们中的有些人，有的虽然已经做古，有的已是当今的学者大师了，又岂是一个知识浅薄的学生所能堪比和评价的。

他们身上的学术之光，照亮了云南的山川沟壑，森林草原，学生只能是仰望高山，期盼光芒四射的学术之光照亮自己的心扉，并不停地品味儿着学术之光洒下的甘露，滋养着自己贫脊的大脑。如果只从历史学的角度看，这里是名家的沃土、史学的摇篮、求知的滥觞。限于这种诚惶诚恐的心理压力。左思右想，迟迟不敢动笔。干脆，这样吧！撇开威望和知识的层面不谈，毕尽他们是对我影响较大的人，是领着我在知识殿堂门口的人。

且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作为一个曾经交往过的良师益友；作为一个每天在课堂上亲口传授知识的老师和益友；作为一个和我们朝夕相处了几年的大学良师，怎么不值得学生的回忆和怀念、尊敬呢？仅此而已吧！带着这种自信，去除那种心理，冒冒失失，跌跌撞撞，斗胆写下了这篇欠妥的文字，只望老师见凉、批评、斧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