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和母亲

父亲九十，母亲八十七，二老加起来一百七十七岁了。看他们的人生，像看厚厚的历史书。

印象里孩提时的父亲，不止是家的主心骨，也不止是小队大队里的发言人，他是队上唯一可以夹着黑皮包去更远的区上和县城开会的人；不止会干所有农活，也不止是所有活都比别人家的父亲干得好，他还能下河撒网上房盖瓦，编篾箩箍米桶烧煤窑，使铳打野鸡野猪，找草药治烫伤蛇伤，总之，人能想到的事情他几乎没有不会的。那时候眼里心中的父亲，完美迎合了一个乡野孩子对未来世界和人生的认知憧憬，从遗传学的角度，自己非常有可能成长为这样的人，就这点幸福的想法，曙光一样照亮了我的孩提。

印象里的母亲，也不止是灶屋和酿酒屋的里手，母亲是能在妇女队里做头挑的，挑粪挑肥挑秧挑谷，还有修渠挖塘时打签挑砂土淤泥，母亲一直在女队的最前头。我疑心这是父亲的要求，干部的家属总要带头;也疑心这是母亲的心计，在最前头拿签计签总不会出错。母亲个矮，走前面合适找见在工地边边玩泥巴捉虫子的孩子队伍里的我和二姐。记忆中的那时，大姐和两个哥哥都去了县城念高中，有三个全劳力不务活去读书的，数遍几个大队也止一家。父亲和母亲的能干，除了为生计，也为了卯住这口气。

我出生之前，还可能要追溯到比我大十岁的二哥出生之前，父亲还未到大队部做事，那会他应该只是民兵队里的一员，在附近的国营铀矿区做钻探，年轻有力气，头脑活，被工区的分管领导赏识上，几次三番来家里做思想工作，要为父亲转正。这一回成了父亲终生的憾事，奶奶找了个没人可以驳倒的理由拒绝，一担红薯都不比一个月矿上工钱差多少呢。父亲应该就那年退工返家，接着做了民兵队长，接着入了党，不两年就成了大队支书。算算三十几年的大队部干龄和六十几年的党龄，父亲的一生多少带着传奇色彩。母亲一直算是父亲的影子，从来都在身边从来都谨慎默默。

父亲进了大队部后，家里来往的人多了，偶尔会留吃。父亲好客，喜酒，但有节制，只留那些不愿张扬的客人，因为一般都是独来，家里只需添副碗筷，不至于占口粮；酒喝到话多止。母亲安静地做着听众，收拾照护好物什和孩子老人，就不动声色地坐在边上等着父亲和客人完席，几十年不逾矩。父亲有时会计较会挖苦，菜辣了咸了，会说今年的椒卖不上好行市盐又跌价，诸如此类，母亲听着总一脸安详，眉眼里不起一丝儿忿气。母亲讳名雪梅，全队里的大人都唤母亲“雪梅聋子”。父亲每遇梗事，但凡队部集体的，不会和家人说什么；若是百姓家常，免不了随口问问母亲。母亲便笑笑“你怎么看就怎么好”，父亲也便笑笑“真不怪别人家那么叫你”。这当儿，邻家来串门的小娃都可以亲近到父亲的膝前，用沾着泥灰的小手去薅父亲的胡茬。

父亲生平最得意是供了我和四个兄姊上学，“文革”后恢复高考头年，大队出了件足以载入史册的大事：我的两位哥哥一同考上了省城的农机校。来贺喜的人踏破门槛，随礼的热水瓶铁桶脸盘摆满了院子。父亲其时已经从大队支部转到公社渔场做场主，二位哥哥去了省城的第二年（许是第三个年头或更后），父亲又转任社里的枳壳场场主，然后一直干到退位。相比自己这些让人称羡的经历，父亲那几年饭桌上和正念着初中的我和二姐念叨最多的还是那年的盛事，要不我和二姐到高中还使着那些瓶子桶子呢，要不我在没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和二姐没拿到中专文凭前都必须时刻学习两位哥哥的先进事迹。这些时候，母亲依旧是忠实的听众，满脸的安详，仿佛从来没想过居功，也从来不因这些动心使性，永远安安静静在边上做着自己的活。

唯独一次，父亲嗟叹到大姐高考被别人替了名额时，我才见着母亲揩了红红的眼哽咽了嗓“别老在孩面前数这些旧事”，那一刻，我知道母亲的主见和坚强，其实从来不亚于貌似高高在上的父亲。最得意也最艰难的事之于母亲，莫过于从十七到三十三岁历经的十六年生育，共产下九个儿女，其间从二哥到二姐之间八年的四个儿女俱未成人，最长的是一个名为秋香的姐姐，七岁时死在父亲的怀里。父亲只和我回忆过这位姐姐，去公社卫生院回来的路上，母亲和父亲轮流抱着她，到父亲手里时，梅香姐呦呦了一句，又伸手揩了父亲母亲的眼泪，“爹爹妈妈，香香没事了，香香睡一觉”。我无法想象那一刻父亲母亲的心情，也不知那个年代所有失去亲人时的无助和凄苦，印象里知道每门每姓的祖山上是没有这些未成年人的坟墓的，他们只能在各处荒山野岭撮土为茔，不可以入族谱也不可以接受祭祀和香火。我的夭折的四位兄姊，也只可以长长久久活在满是创痕的我的父亲母亲心里。那样的时代，存者就是幸运和幸福的人。

父亲说自己一生与“7”最有缘:7岁给地主家放牛砍柴，随爷爷一起打长工；17岁娶了母亲，分家（两间草屋和几件杂物）独立门户；27岁做大队支书，管百家事听百家话。还有一些语焉不详的“7”，父亲一直不愿细说，只听得出37在支书位上有过变故，做过两年副支书后又扶正，47便决心去了场部，直至57从场主位子上退下来。父亲在队部和场部的小故事，许多竟是寡言的母亲说给我：大主意，自己一个人顶着；小主意，人家使了手脚，知道了却不吭声；苦日子那会（应该指五八年后），每晚去队里谷仓附近转悠，不是去“捉贼”，是去“吓贼”，真遇上有谁遛进仓，就远远咳嗽。母亲对父亲总有些意见，人家做了干部，多少能帮带着家，父亲倒好，不倒贴就万幸了。这些话是万不能让父亲听见，母亲说完就再三叮叮。那些年，母亲永远是家里最忙的，出完集体工，就到处开荒挖土，到80年后，家里有十来块自留田，我打小跟着母亲屁股后头玩土疙瘩，见惯了母亲像男人一样使着各种沉重的农具，对父亲的崇拜竟日淡了。父亲退位时，我开始进初中读书

，二姐只比我高一个年级，大姐外嫁，两位哥在省城，母亲开挖的荒土荒田交给父亲主理：几块大田，做主交了工，只剩最小的不足二分的两块地自耕；所有自留土，被父亲整成园种菜种瓜种豆种麦种红薯芝麻。父亲对种地的要求比母亲高，所有土块都要修整齐，土疙瘩都要匀匀敲细，兜行不能肉眼可见凸凹，浇水也有讲究，徐徐顺茎或由外而里。很多年后偶尔想起，这样的种菜，也许就像父亲一辈子的经历那样有序有法始方而终正。

父亲和母亲的勤俭终于支撑到家有出头之日，五个子女都在城里有了工作和家庭，还有二十来个孙和曾孙，到他们可以放心享福的时候，父亲犯了拗性，坚持不肯进城；母亲亦是。这二老，宁愿在上辈辈人不挪窝的泥土地里守着禾田菜土，也宁愿在每个晨昏倚门而望，最愿意时景年节各家大小乡野观光似的来了又走，哪怕他们一回回都只是得个寂寞。

幸好二老康健，几十年未有大病；幸好二老心宽，能在乡里活得自在；亦幸好时下农村生活便利，日见繁荣安泰！

等明年，二老加一起一百七十九岁；等后年，二老一百八十一岁：等再明年！再后年！我的历史书一样厚厚的父亲和母亲，愿长在无恙。